面对国企的强势索赔，面对高达数百万的巨额债务，作为“挂名”担保人的甲，感到十分绝望。

所幸，在霖澳（德阳）律师事务所邵玉款律师的努力下，法院最终采纳了关键代理意见，将索赔金额大幅核减，为当事人实现了惊人的“减损”效果。

甲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只是因为“讲义气”，最后却惹上了几百万元的官司。

事情要从2022年说起。甲与A公司签订了《挂靠协议》，将货车挂靠经营。本相安无事，直到A公司提出购买一批昂贵的卡车（非公路用车），并极力拉拢甲入伙。

甲本意只想买台挖掘机，但在朋友乙（A公司股东）的反复劝说下，碍于情面，勉强同意购买一辆卡车。然而，甲不知道的是，一张大网正悄然张开。

随后，A公司与B金融租赁公司（出租人）及C公司（国企，实际出资方）签订了《融资租赁合同》，一口气承租了7辆卡车，租金总额高达493.6万余元。

接着，乙通过操作甲的手机，将甲列为保证人，并在《融资租赁合同》上完成电子签名。甲以为只是对自己购买的那一辆卡车承担担保责任，所以并未细看内容。

而后，第二份合同接踵而至，A公司又承租了5辆卡车，乙再次通过操作甲的手机，将甲列为保证人，并完成签字，而甲还以为是在确认自己那一辆车的购买事宜。

合同签订后，甲将购买一辆卡车的首付款支付给A公司，但A公司未向B公司支付后续款项。

2023年9月15日，因拖欠租金，A公司将12辆车的钥匙交还给了C公司工作人员，C公司随即采取了锁车措施并进行了评估，当时12辆车估值为520万元，但车辆一直未实际拖走。

2024年8月8日，C公司向A公司邮寄了《租赁物所有权及债权转移通知书》，同时一并将该通知邮寄给了包含甲、乙在内的7名保证人。

后甲的账户被冻结，并收到法院传票——C公司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，将A公司及甲、乙等7人告上法院，主张A公司未按时支付租金，构成违约，要求支付租金、逾期利息、违约金等共计近610万元，并要求甲、乙等7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甲急忙委托了霖澳（德阳）律师事务所邵玉款律师代理此案。此时距离开庭仅剩不到20天。

邵律师接手案件后，迅速梳理案情，发现案件的核心难点在于：

1、电子签名难以否认：认证报告显示签名真实，虽然全程由乙在操作，但法律上很难完全撇清关系。

2、对手太强大：C公司是国企，证据链完整，且拥有强大的法务资源。

既然“硬碰硬”否认担保责任行不通，邵律师迅速调整办案思路，将突破口锁定在“损失赔偿范围的计算”上。

他敏锐地抓住了一个关键时间点：

C公司在2025年6月才实际拖走车辆，并依据此时的低价评估报告索赔，但邵律师通过整理大量通话录音和微信记录发现，早在2023年9月15日，C公司就已收回钥匙并采取了锁车措施。

据此，邵律师明确办案策略，主张融资租赁合同在2023年9月15日已事实解除，车辆残值应以2023年的价值为准，而非C公司主张的2025年价值。这一时间点的确认，直接决定了甲需要承担多少债务。

庭审中，邵玉款律师据理力争，提出了极具说服力的代理意见：

1、意思表示不真实：甲仅想购买一辆卡车，并没有为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担保的意思表示，且保证合同上的电子签名系由乙使用其手机操作完成，并非其本人签字。

2、合同已事实解除：C公司早在2023年9月15日就收回钥匙并锁车，实际上已经剥夺了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使用权。融资租赁兼具“融资”与“融物”，既然“物”已被收回，合同目的即告落空，应视为合同已实际解除。

3、损失计算不妥：根据法律规定，损失赔偿应为“未付租金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”。既然合同在2023年解除，就应以当时的车辆价值（约520万元）进行抵扣，而不是用两年后车辆大幅贬值后的价格。

经过审理，法院最终采纳了邵律师的核心观点，作出一审判决，甲、乙等7人仅对283.6万元承担连带责任，成功减损超300万元。此外，法院还驳回了C公司关于律师费、评估费等其他高额费用的诉请。

收到判决书后，甲对结果表示非常满意，其他被告也基于该判决建立了信心，准备提起上诉。

擅长领域：刑事辩护、复杂经济及合同纠纷、商事争议解决（诉讼及仲裁）、公司法律顾问、离婚及财产分割

所获荣誉：2022年度十佳优秀案例、2022年度团队贡献奖、首届成都金牛-重庆江北两地律师辩论赛总决赛冠军、2023年度刑事案件品类十佳案例、2023年度工程房产品类十佳案例、2023年度债权债务品类十佳案例、2024年度团队贡献奖、2024年度合同纠纷品类十佳案例、2024年度刑事案件品类十佳案例、2025年度刑事案件品类十佳案例、2025年度劳动争议品类十佳案例

同行评价：邵律师执业经验丰富，通过实际工作，掌握具体工作流程，理论知识扎实，熟悉民事诉讼程序，具有较好的沟通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。热衷于法律工作，能够适应并胜任高强度，大压力下的工作，办事既注重原则又讲求灵活细节，成功为当事人办理了一批经典案件，获得当事人的信赖。

文中人名皆为化名